新冠康复后出现咳嗽怎么处理？该如何注意饮食健康？******

　　康复期如何快速恢复健康

　　感染新冠病毒康复后出现咳嗽怎么处理？该如何注意饮食健康？如何科学进行锻炼？康复后多久可以献血？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组织专家进行解答。

　　清淡饮食，注意补充蛋白质

　　“绝大部分人感染新冠病毒7至10天后就进入了康复状态，抗原检测和核酸检测结果都转阴了，但可能遗留一些症状，最多的是咳嗽和嗓子不舒服。”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说，康复期是指核酸检测结果转阴后的7至10天。进入康复期，首先精神上要保持高昂的斗志。有了精气神，身体状态就能快速恢复。

　　康复期不能大补，也不能大吃大喝。有一部分人感染期间吃饭、睡觉都受到影响，加之冬天到来，觉得需要补一补。刘清泉表示，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。从中医角度看，康复后大补对身体不利，容易出问题。大吃大喝对身体的康复也不利，甚至出现“食复”，即不正确吃东西导致疾病复发，比如出现发烧的症状，尤其是青少年更容易出现“食复”。不要大吃大喝，特别是不要吃油腻和肥甘厚味的食物，要清淡饮食，可以每天吃一两个鸡蛋、喝牛奶或者喝粥，多吃蔬菜水果，保证体力恢复。

　　康复期需适当加强营养。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高燕说，感染者退烧了，食欲会逐渐恢复，因此可以逐渐恢复到正常饮食状态。要加强蛋白质的摄入，因为人体细胞的功能和各个脏器的功能都非常依赖蛋白质，加强蛋白质营养摄入有利于康复。

　　“康复期会出现咳嗽的症状，没必要用太多药物治疗，可以用一些食疗的方法。”刘清泉说，可以煮点梨汤喝，最好不要放糖，保持梨的自然甜味就可以。按照中医理论，如果咳嗽痰多，煮梨的时候，可以放几粒川贝，喝汤后可以缓解症状；如果痰是白色的，不是特别多，吐出来困难的话，可以放几粒花椒，有利于促进呼吸道修复。

　　不剧烈运动，放缓生活和工作节奏

　　“康复期适量运动有利于康复，但不能剧烈运动。”刘清泉说，剧烈运动不但不能促进身体恢复，还可能出现其他问题。一定要根据自己的病情和身体状况做康复运动。可以做一些比较缓和的运动，如八段锦、太极拳等，有利于气血经络运行通畅，正气恢复。运动量不超过自己平时的1/3，之后逐渐增加。

　　“中青年人在康复期如果有明显的咳嗽、咽痛症状，不要急于锻炼。”高燕说，康复期并不影响中青年人复工复产，但不建议参加高强度的健身运动。康复期间要注意休息，加强营养，促进身体恢复到正常状态。

　　“60岁以上的老年人康复期不应进行高强度健身运动。”高燕说，老年人本身患有糖尿病、高血压、冠心病等慢性病，平时有锻炼的习惯，感染新冠病毒后康复速度慢，抗原检测虽然转阴了，但呼吸道症状还会持续，如果恢复到平时的锻炼水平，可能不利于康复。

　　“康复期，生活和工作节奏可以稍微放缓。”刘清泉说，康复期要注意工作节奏，不要想着用几天时间补回感染后落下的工作，最好不要熬夜加班。

　　康复后参加献血是安全的

　　“献血不会影响献血者身体健康。”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副主任技师郭瑾说，世界卫生组织认为，人体献血量不超过身体总血量的13%是安全的。例如一个50公斤的健康成年人，体内总血量大约为总体重的8%约4000毫升，如果献血400毫升，只占身体总血量的10%，是比较安全的。人体献血后，生理上有代偿和调节机制，失去的血液会有造血器官将血液补充到血管里，血量会很快恢复正常，维持身体正常的循环血容量。血站都加强了防疫工作，参加献血不会增加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。

　　感染新冠病毒后，什么情况下可以参加献血？郭瑾表示，轻型和普通感染者，发热、流鼻涕、鼻塞、咳嗽等上呼吸道症状消失后满7天，同时最后一次抗原检测或核酸检测阳性后7天才可以献血。目前，这与国际上大部分国家在新冠感染康复后参加献血的条件一致。症状消失后，经过7天的康复，身体处于健康状态，参加献血对身体健康没有危害和影响。如果感染者症状比较严重，出现了重症或危重症，康复出院后6个月才能参加献血。

　　郭瑾说，目前各个血站也加强了管理。如果是康复后参加献血，医护人员会详细了解献血者身体状态，对健康进行综合判断，确保献血者处于身体完全健康的状态下献血，同时也保障血液的安全。

　　本报记者 申少铁

走向世俗与儒雅——汉唐间孔子形象的演变******

　　作者：丁红旗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籍所副研究员）

　　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思潮。随着儒学的沉浮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学的象征，孔子形象的变迁附着了更多的政治、社会内涵，特别在汉唐时期。

　　一 汉时谶纬神化下的孔子形象

　　东汉灵帝建宁二年（169年）三月，鲁国相史晨向尚书省奏请祭祀孔庙。文中，史晨一再强调孔子是“乾坤所挺，西狩获麟，玄丘制命，……为汉制作”“汁光之精，大帝所挺，……承敝遭衰，黑不代仓……获麟趣作，端门见征，血书著纪”（《隶释》卷一《鲁相史晨祠孔庙奏铭》），因是上奏尚书省，自是要谨重万分。显然，对孔子形象的描述，其杂用了当日弥漫一时的较多的谶纬观念，这也是一个时代的基调和底色：其母颜征在“野合”，诞育了孔子，一如刘媪息止大泽，“梦与神遇”而产下汉高祖般，是应世感生，也即声称的“乾坤所挺”。“玄丘”，指孔子被称为“玄圣素王”。“有德无位”是孔子一生真实的写照，为此尊奉为“素王”；素王为汉制作宪法。孔子为黑帝水精，即水德，是尚法的象征。秦始皇定秦为水德，就是取其“刚毅戾深，事皆决于法……然后合五德之数”（《史记》卷六《秦始皇本纪》）。更何况，孔子曾做过鲁国的司寇，本就掌管、熟习律法。所以孔子被派来人世，制定宪法，阐释天命，以推行教化，即水胜火（汉，火德，尚赤）也。对此，孔子本人也有明确的自觉，“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”，亦有担当大道的自信。

　　这种比附下，各种《论语摘辅像谶》《论语素王受命谶》等踊跃出现，进而成了一个时代的思潮。这中间的一个关键，就是时人对远在700多年前孔子形象的描述，典型的就是《春秋演孔图》所描绘的“大九围，坐如蹲龙”，“首丘”“龟脊虎掌”等；“龟脊”，即凸起，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驼背。

　　与此尊崇孔子（时封褒成侯）及儒学在西汉元、成间的上升相联系的，是西汉中晚期以来，可能存有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的画像以表彰、推尊的传统，如“光和元年（178年），遂置鸿都门学，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”（《后汉书》卷六十下《蔡邕传》）。同时，与西汉中期的海昏侯汉墓孔子衣镜相比，也一改画风，集中以“孔子见老子”、表彰好学的儒者之风的面貌出现，也沉淀成了一种稳定的构图式样：头戴小冠、长须、束带、长衣的孔子毕恭毕敬地站立右边，面向左边的老子请教，身着长袍的老子则拄一弯曲的拐杖躬身而立，中间是一童子，即孔子的老师项橐。孔子身后，是陪侍的弟子，即其足以自豪的颜渊、子路、子贡等五人。

　　《春秋演孔图》的描述不免空泛，今能有幸一睹汉时的孔子画像。这类画像，集中在两个方面：一、留存物较多的是画像石上的孔子形象。今所见最早的这类画像石是山东微山县出土，约在元帝时期（前49—前33年）。集中出现在东汉中后期，即数量较多的“孔子见老子”画像石（至少30块以上），又以曲阜附近地域出土为多。虽然孔子的面貌因石材的漫漶等不甚清晰，但其俯身前倾以示敬重，其背略驼，却是一望即知。这正吻合这一时期谶纬思潮的想象。二、墓室壁画中屡见不鲜。典型的是西汉晚期的洛阳烧沟61号墓、新莽时的陕西靖边渠树壕汉墓、东汉晚期的和林格尔汉墓中所绘制的孔子形象；但其帽饰（小冠、幞头、平冠）、身形（瘦削、粗壮）等都有明显差别。

　　这说明孔子形象的绘制基本稳定，但细节上有不同——还处在一种变动不居的状态。不过，附着在孔子形象上的不无牵强、粗鄙、浅陋的谶纬比附，所谓的“异相”，在曹魏就已开始的严禁谶纬下，急遽地走上了衰落之路而渐趋被剥离；隋时，谶纬已完全衰歇、败落了。

　　二 南朝：孔子人间形象的转变与彰显

　　荡去了谶纬附着上的种种神异与光彩，东晋、南朝，因儒学地位受到玄学、佛教等强烈的冲击，而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孔子原始的本真形貌。

　　早在东汉末年的中平三年（184年），党锢解禁后，晚年的郑玄在注释《论语》时，已特别注意解说孔子言行的背景，即剥离了各种《论语》谶的比附、神化，展示出了一位切实、活泼生动、言语蔼如的长者形象，一个更趋坦诚、真实的孔子形象。如郑玄对《述而》“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《易》，可以无大过矣”的注释，就只是强调孔子“习读不敢懈倦”“汲汲然,自恐不能究竟其意”而带来的对未来的一丝隐忧和恐惧。这更符合孔子的生活实际，也把孔子从云间拉到地上，一变昔日扑朔迷离的神化色泽，是一位蔼如的智者。这一倾向，东晋时被另一名士范宁——范晔的祖父所继承。范宁力图抬升儒家的地位，竭力恢复一度被何晏、王弼等玄解所遮蔽的一些真实景象，表现了朴实解经的风貌。

　　这样，明显有过多神化、特异的孔子形象自然如无源之水，枯竭了。

　　与儒学的衰退相一致的，是这一时期的墓葬，也一改两汉时期墓葬墙壁多绘制圣贤忠臣、勇士、烈女贤妻等形象，孔子及其弟子的形象不见了踪迹。在南方，着意凸显了荣启期与竹林七贤（特别是南朝的帝王陵，如南京西善桥南朝墓、丹阳胡桥南朝大墓等壁画）等名士；北方则多为隐士、孝子形象（如《山东临朐北齐崔芬壁画墓》、北魏正光五年(524年)下葬的元谧石棺等）。

　　不过，在一些时人的绘画中，仍不时见到孔子的形象，如《历代名画记》卷五至七有戴逵《孔子十弟子图》，陆探微《孔子像》《十弟子像》《孔颜图》，宗炳《孔子弟子像》，张僧繇画“仲尼十哲”等，但明显少了许多。在今孔庙圣迹殿，或传为顾恺之绘的孔子像，接续东汉时墓葬壁画的传统，头戴平冠、褒衣博带、“秀骨清相”的孔子成了心中较真实、最理想的孔子形象。

　　这是孔子形象转变的一个关键。

　　三 隋唐时祭孔制度的完善与孔子形象的基本定型

　　在初唐、盛唐，就已开辟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往昔的尊崇情形。两汉时，“先圣”成了周公的专称，孔子只好屈居第二，成为传达周公意旨的“先师”。据《新唐书》卷一五《礼乐志五》、《唐会要》卷三五“褒崇先圣”条，这一时期尊崇、祭祀孔子的重要举措有：贞观二年（628年），罢周公，升孔子为先圣，以颜回配。贞观四年，诏州、县学皆作孔子庙。神龙元年（705年），以邹、鲁百户为隆道公采邑，以奉岁祀，子孙世袭褒圣侯。开元五年（717年），颁布诏令《令明经进士就国子监谒先师敕》，考试前先拜谒先师孔子。开元二十七年（739年），更进一步抬升，追谥孔子为“文宣王”，并褒赠“十哲”，东西列侍（《旧唐书》卷二四《仪礼志四》）。制度日趋完善，规格、地位日渐上升、稳定。重要的是，在浓烈的尊崇氛围下，更沿袭、上升到国家的层面，即借助科举的力量，《论语》成了一门必考科目，促使了整个社会的研学。

　　既然各地州县需建孔庙，孔子形象的绘制与规范就不得不提上议事日程。如檀州刺史韦机，显庆（656—661年）中“创立孔子庙”时，就“图七十二子及自古贤达，皆为之赞述”。

　　与此相应，是一流画家阎立本、吴道子等对孔子形象的绘制与定型。

　　今仍能一睹、颇负盛名的是传为阎立本所作的《孔子弟子像》长卷，绢本设色（今藏故宫博物院）。阎立本（601—673年），曾奉诏作《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图》《秦府十八学士图》《历代帝王图卷》，卒前曾任中书令，当日地位极为尊崇。阎氏生活的时代，正是各州县诏令营建孔庙的突飞猛进时期，适逢其会，恰能作为规制，颁示天下。其所画，正是一位头着儒冠、长髯及颔、目光深邃、睿智，一袭长衣的儒者形象；侧面；左手略微举起，一副正在讲解、授业的模样。唐时“孔庙”“先师”身份的界定，也自会孕育出这类形象。

　　而今曲阜孔府所藏高大威猛、目光略微向上，为汉制作律法的《司寇像》，一般认为是吴道子或以其粉本为基础的作品。但其“口露齿”“眼露白”“重耳”等不免丑陋的异相,这汉时谶纬的遗绪，与唐人主流认知、传达智慧与理政观念的“先师”形象截然异趣。反倒是“圣迹殿”中陈列的刻石、传为吴道子所绘的“先师孔子行教像”，长髯飘飘，一副儒雅、蔼如的形象，倒很契合唐人的界定和心理期待。

　　阎、吴之后，可能因其盛名，或因诏令作画、版式一统等缘故，唐人无力超越反而渐趋不再绘作，衰歇了——但也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格式，即一种粉本与经典，在世间流传。同时，又以绘刻、塑像的形式，展现了孔子形象在社会上的全面拓展。

　　《光明日报》（ 2022年12月19日 13版）